电影《不二情书》中，汤唯饰演的女主焦姣是一位在澳门赌场做引导员工作的年轻女性，她遇到了陆毅扮演的学霸同学，对方信誓旦旦向她打包票，说只要按照他研究的模型操作，一定能赢。于是焦姣将多年储蓄拿出来和同学一起上场，但临到现场，那位同学把事先想好的所谓科学模型通通抛在脑后，忍不住大杀四方，结果输个精光，连累焦姣血本无归。
电影中还有另一个思维完全不同于学霸同学的人，那就是王志文饰演的大陆老板，无论是在澳门还是拉斯维加斯，几乎场场都赢。但他经常赢并不是运气多好或者技术多高，他懂得收手，即使牌运再好，见好就收。无论汤唯如何劝说，都不为所动，坚定地转身离开赌桌。这个故事固然说明了不赌就是赢的道理，也揭示了人的认知系统中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行为经济学的鼻祖丹尼尔·卡尼曼教授，把人们的认知系统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套是直觉系统。它依赖人的直觉，不怎么消耗脑力，运行起来非常快，可以称为“快系统”。
比如，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个坐在手推车里的胖嘟嘟的婴儿，你会觉得他很可爱，不由得去逗一下……这些判断几乎自动完成，毫不费力，就是快系统在起作用。显然，电影中那位学霸同学的思维属于快系统。
第二套思考系统是理性系统。它依赖人的理性，需要刻意思考。运行起来要消耗大量脑力，而且比较慢，所以被称为“慢系统”。当我们解答复杂的数学题时，需要集中注意力推理，就是慢系统在起作用。毫无疑问，王志文出演的大老板属于慢系统。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告诉我们，两套系统各有所长，共同合作，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过程。对于简单事务，快系统依靠经验、直觉迅速做出判断，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时间；当碰到复杂问题，理性开始占上风，我们的慢系统开始进行深入思考，反复谋划，得出万全之策。两套系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的思维每天都在两个系统间切换。正如书中说的：直觉遇到麻烦，理性出面解决。
我们的大脑很懒
我们的理性系统很有用，能帮助我们在每个重要关头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但它有个特点——爱偷懒。
书中用了著名的大猩猩实验进行说明。科学家让被试看一个打篮球的视频，比赛非常精彩。画面中穿着不同队服的人们对抗合作，竞争激烈。科学家给被试安排了任务，数出一种颜色队服的人共传球几次。当大家都在专注计数时，视频中出现了一个穿大猩猩服装的演员。
视频放完后，每个人都报出自己的数字，但问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演员，大部分人都一脸懵逼，表示没有印象。这是因为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当计算传球占用了我们的慢系统，快系统便停止工作，自然也发现不了显而易见的大猩猩了。
再比如，金庸小说中有一门高明的武功叫“分心二用”，起步要练习一手画方，一手画圆，学会的话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但能学好这门武功的人很少，就是因为我们的两套系统只能快速切换，做不到同时启动。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解一道复杂的方程，前面几步你能跟得上，于是专注听讲。
越到后面越难，你想了半天也没明白，于是不自觉将目光转向窗外，恰恰窗外停着一只小鸟，你忍不住看小鸟。当老师的粉笔砸中你的额头，方程都解完了。害怕耗费精力，喜欢避重就轻，这是我们普通人的思维特点。
传统经济学的著名假设之一就是理性人，把人的决策行为看作遵循理性，遵循效用最大化。然而，非理性的决策实在太多了。我们不仅将金钱虚掷到一望就能知道稳赔不赚的赌局中，还经常因为担心损失而放弃天赐良机般的投资机会。
比如，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完好无损，另一套有六个，有一个是坏的。通常，后者的定价反而低于前者。因为坏的那个实在让我们不舒服。而投资和赌博这件事，如果仅仅用数学模型计算博弈，就像《不二情书》中的那位学霸同学，带了再多理论和模型上场，也不免在自己的非理性面前败下阵来。
因为人的非理性，建立在理性人地基上的经济学大厦就存在一些根本的漏洞。卡尼曼等人的工作用一系列研究，不仅证明了这种漏洞的存在，而且提示了一套方法，让我们得以探索人类非理性的规律。
快系统的“七宗罪”
作者对于直觉导致的偏见和失误，进行了非常系统深入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三种偏好和四种效应，我们将其称之为系统1的“七宗罪”。
第一种，是典型性偏好。就是指人们会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