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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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年8月18日刊登了《动物解放》中文版序言：《提倡动物福利：不单单为了动物》（彼得·辛格/文 祖述宪/译）一文。文章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祖师爷现身说法，对于我们认识动物福利和动物解放鼓吹者的真实面目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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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不长，重点只谈了两个问题：工厂化养殖和中国古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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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工厂化养殖”，辛格使用了形容词堆砌法：“陈旧的，既不利于健康、破坏生态环境而又残忍的动物生产模式”。然后历数了动物解放运动在欧洲取得的伟大成就：很多欧洲国家改善了产蛋母鸡的生活条件，废止了铁丝笼子。但是，奇怪的是，同样是鸡，为什么只有产蛋母鸡受到优待，而肉用鸡却未被提及呢？这个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倒是很好解释，因为鸡蛋是不便于长时间运输的产品，大多需要就近解决，而冻鸡肉却可以用冷冻集装箱越洋运输。所以欧洲可以废除生蛋鸡的铁丝笼子，却不能废除肉鸡的铁丝笼子。当初选用铁丝笼来养鸡，肯定是在成本上有优势，如果肉用鸡由于废止铁丝笼子而导致成本升高，美国的冻鸡必定会趁虚而入，使得欧洲的肉鸡生产完全被破坏。前些年美欧之间的“冻鸡大战”看来和“动物解放”不无关系。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肉类生产成本较高，恐怕“动物解放”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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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反对“工厂化养殖”之后，用什么取而代之呢？我以为辛格要提倡放牧了。但是，且慢，辛格有更好的建议：“他们只看到集约养殖场在一个不大的养殖场里关养着大量的动物，因而想象，与传统农场在大面积土地上饲养少量的动物相比更有效率。但是，事实恰好相反。因为集约化养殖场的动物，需要大面积的土地种植谷物和大豆来喂养密集的舍饲动物，所以工厂化饲养极端缺乏效率，食物价值浪费90％。在年序言的结尾，我说：如果我们停止饲养和屠杀食用动物，我们可以以小得多的环境代价，生产出多得多的粮食。这话仍然千真万确。”辛格的计算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养鸡场的“食物价值浪费90％”，那么我们的鸡蛋应该至少10元一斤。养鸡以粮食为主，但养牛羊主要靠草和秸秆（生产粮食的副产品）。其实辛格所提倡的生活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每月一斤肉的定量，每月30斤粮食还是饿得眼睛发绿。辛格的主张很为素食主义者所拥戴，但是号召所有人信仰素食主义肯定违反辛格所信仰的“功利主义”。至于辛格所说的工厂化养殖造成禽流感和萨斯病流行，更是胡扯。恰恰是北京工厂化养殖的果子狸未检出萨斯病*，工厂化养殖的鸡鸭比散养更不易接触到野鸟，减少了感染禽流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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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对于工厂化动物养殖破坏环境的指责也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动物是会产生甲烷，但是植物如果不被动物吃掉在缺氧条件下腐败同样产生甲烷，反倒是工厂化养殖便于集中处理动物粪便，把甲烷变成二氧化碳和能源。实际上，把牧区开垦成农田，造成土地荒漠化，是中国环境破坏的惨痛教训。我们的经验早已证明，辛格提倡的素食主义才是破坏环境的元凶。辛格对动物的“解放”是“停止饲养和屠杀食用动物”，实现起来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食用动物的绝种。站在动物的立场上考虑，接受“残忍对待”也比灭种强百倍。不知辛格的“这既是为了动物，也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是怎么想出来的。事实是，按照辛格指引的路去走，结局是既损害了动物，也损害了我们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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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格这篇专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自然要提到中国文化。估计辛格不懂中文，不知是不是中文版译者向他提供的材料。但这些材料对辛格提供的不是支持，而是麻烦。第一个事例是孟子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个例子没有引完整，孟子并没有因此变成辛格所期待的素食主义者，而是提出了“君子远庖厨”的解决方案，猪让“小人”们去杀，“君子”躲远一点，不闻其声，只食其肉。孔孟收学费都是收一捆干肉的。第二个事例是庄子的“不主张人们费尽心机，设计弓剑、钩网和陷阱等各种技巧装置，用来射鸟、捉鱼和捕兽；反对给马进行火烙剪削的手术。”这里又是对庄子的误解，庄子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只是反对一切“机械”、“机事”、“机心”的反智的蒙昧主义者，把“动物解放”和庄子扯在一起，恰恰暴露了所谓“动物解放”的反智、反科学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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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动物解放”和素食主义的同盟*，大可不必扯上孟子和庄子，有现成的佛教摆在那里。其实西方的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论者也不讳言他们曾受到佛教的启发，他们的论调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是出口转内销而已。不过动物解放论与佛教相比，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完备性还是历史积淀都要逊色很多，只能算是佛教的一个拙劣的子集，所以他们来中国就故意不提佛教，以免小巫见大巫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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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序言的内容基本评论完毕，但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使我对彼得·辛格其人发生了兴趣。以下引用文章中关于“辛格事件”的叙述，引文后有链接，建议有兴趣者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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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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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远在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任教的辛格教授收到了来自欧洲的邀请。德国一家由智障残疾人父母组成的“生活扶助（Lebenshilfe）”组织和荷兰的一家类似组织计划在89年6月举办一个题为“生命工学、伦理学、精神障碍”的学术会议，向包括辛格在内的一些遗传学、生命伦理学、神学和医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发出了邀请。多特蒙德大学的特殊教育学教授克里斯特夫·安施陶茨（ChristophAnstoetz）也想趁辛格来欧洲之际顺请他来多特蒙德大学演讲。辛格欣然同意，为此还特地准备了一篇题为“智障残疾婴儿是否有生存权利？”的报告。在这篇报告里，辛格否定了那些身患严重智力障碍的新生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内）的生存权，提出如果其父母和主治医生都确信这些新生婴儿如果活下去将是一种非人道的徒劳时，就应该尽快对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一激进的结论。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深深刺痛了那些残疾人的父母，引起了公愤，而且也刺激了一般的德国人，使他们联想到二战时纳粹德国的优生学理论和迫害犹太人的惨痛教训。就在要启程赴会的前两天,?辛格突然收到了会议主办方的来信，信中称因有人对主办方邀请辛格一事提出抗议，对辛格的邀请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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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并没有因辛格被取消资格而平息，以此为导火索，89年夏天德国还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运动。开始时抗议力量还主要局限在一些残疾人团体，后来一些反核、绿*以及左翼团体也纷纷加入到抗议的行列。“生命工学、伦理学、精神障碍”的研讨会被迫取消，预定在多特蒙德大学的讲演也被迫中止。《明镜》周刊还刊登了抗议运动领袖残疾人福兰茨·克里斯托夫（Franz?Christoph）的署名文章，同时附上了第三帝国时代运载“安乐死牺牲者”的卡车以及希特勒“安乐死命令”的照片。对此，辛格曾写信给《明镜》周刊为自己申辩，但这封信却没被刊登。《时代》周刊针对大多数媒体对辛格封杀的做法，刊登了两篇中立的论文，提出应该捍卫讨论安乐死的学术自由，结果也成为众矢之的。克里斯托夫就将自己的轮椅锁在《时代》周刊编辑大楼的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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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抗议运动不断升级，辛格的发言权不仅被剥夺，而且生命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本身也受到了牵连。多特蒙德大学发起了要求解除安施陶茨教授职位的署名运动，原因仅仅是他邀请了辛格。还有的教授被勒令同辛格划清界线，否则饭碗不保。德国哲学协会为此发表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声明，但却被指控为“致死的哲学自由主义”。以辛格《实践伦理学》为教材的应用伦理学课程被取消，他与库斯的合著《那个孩子是否应生存？》?的德文译版虽然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却没有出版商敢于出版。在德语圈，有辛格参加的学术会议大多被取消，仅有的几次申辩机会也因抗议而被迫中止，或者成了辛格的批斗大会。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苏黎世大学，辛格在一片“辛格滚出去！辛格滚出去”的谩骂声中，眼镜被一位抗议者夺下、砸烂。以致于辛格不得不搬出了伏尔泰的名言：“我虽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用生命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呼吁给他本人和生命伦理学自由。（引自韩立新《?论辛格理论的优生主义危险——从“辛格事件”所想到的》
编者按 一段时间以来，动物福利问题引起了中国公众和媒体的广泛
讨论“动物福利”话题，就不能不提到彼得·辛格和他的《动物解放》一书。几年前，该书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年引进了这个译本。但该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一些问题，语言风格也不太适合国内读者。因此，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教授重新翻译了此书，并即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在此，我们刊发彼得·辛格专门为新译本撰写的序言，以便读者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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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动物解放》新的中文译本现在与中国读者见面了。现在，动物运动已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生根成长。这本书不仅有绝大多数欧洲文字的译本，而且还被翻译成日文和朝鲜文，最近巴西又出版了本书。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发展的转折时期不重犯发达国家的错误，是十分重要的。要是沿袭欧洲在和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陈旧的，既不利于健康、破坏生态环境而又残忍的动物生产模式，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那对动物和人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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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称为“工厂化养殖”的动物集约化舍饲，首先出现在欧洲和北美，迅速传播开来，如今每年造成数以10亿计的动物的巨大痛苦。但是，现在这种生产系统已经引起关怀动物的人们的抗议，在瑞士第一次遭到挫败。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那里，多层笼子养鸡产蛋系统在年底就已成为非法。如今瑞士的养鸡场为母鸡提供秸草或其他有机物，让她们在地板上扒食，并且在有遮蔽的软底的产蛋窝里生蛋。由于瑞士鸡蛋业证明改变是可能的，反对笼子养鸡的呼声席卷整个欧洲。欧盟2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逐步淘汰和废除许多国家鸡蛋生产的标准工具——铁丝笼子。至年，欧洲要求所有的蛋鸡场，每只鸡所拥有的面积至少为平方厘米，母鸡都能够得到栖木，在产蛋窝里生蛋。如果仍然要用笼养，则笼子必须大得多，同时应有这些附属的装置。许多鸡场主将会发现，改用另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养鸡更为经济。这种方式可以是个大仓储样的鸡棚，内有栖木和产蛋窝，任母鸡自由走动和扒食，或者还可以到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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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蛋母鸡的待遇只是一个例子，说明欧洲采取步骤保护农场动物福利的方式。如我在第三章说得很清楚的，对小肉牛特意让它们贫血，不给垫草，单个地监禁在狭窄的隔栏里，转身不得，可能是所有农场动物中最为痛苦的了。这种饲养小牛犊的方法，在我对本书第一版进行修订、准备年新版时，英国就已经禁止了。现在欧盟已做出决定，到年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放弃这种方法。年英国已经禁止把孕猪单个限制在保定架里，欧洲也将普遍禁用，除非在母
猪受孕的头4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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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显著的改变得到整个欧盟的广泛支持，欧盟的第一流畜舍专家完全支持这些改革。这些事实证明，动物代言人长期所主张的大都是正确的。当我年投身到反对工厂化饲养的运动时，我们仿佛在挑战巨人，除了经济上的强制措施外，其他无计可施。幸而事实证明，至少在欧洲不是那回事。可是，如果中国人现在吃肉、蛋和乳制品越来越多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特别是这些动物产品是来自工厂化饲养的动物，那么，在欧洲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将会被抵消无遗。这就是中国人民应当开始思考对待动物的方式，以及通过购买和食用动物产品来支持那种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否正确，为什么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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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些人说，中国人对本书所提出的伦理观念似乎很陌生，因为他们并不认同西方创立的对动物痛苦的关怀。但是，我不相信存在这种差异，或者至少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差别。其实，曾经有些最伟大的中国思想家，对待动物的态度比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要先进得多。我们知道孟子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庄子不主张人们费尽心机，设计弓剑、钩网和陷阱等各种技巧装置，用来射鸟、捉鱼和捕兽；反对给马进行火烙剪削的手术。他还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第九）本书所提出的伦理观念具有普世性，在中国得到的支持，至少应当像已经在西方国家获得的支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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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这个序言之前，我想回到我在本书初版序言最后一段所提出的话题。很多人认为，日益膨胀的人口意味着，要养活这么多的人，我们不得不采用工厂化养殖方法。他们只看到集约养殖场在一个不大的养殖场里关养着大量的动物，因而想象，与传统农场在大面积土地上饲养少量的动物相比更有效率。但是，事实恰好相反。因为集约化养殖场的动物，需要大面积的土地种植谷物和大豆来喂养密集的舍饲动物，所以工厂化饲养极端缺乏效率，食物价值浪费90％。在年序言的结尾，我说：如果我们停止饲养和屠杀食用动物，我们可以以小得多的环境代价，生产出多得多的粮食。这话仍然千真万确。工厂化养殖法传播到亚洲，供应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享受，只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其次，还有集约化饲养导致疾病传染人的问题，由于萨斯病流行所造成的灾难，和继之而来对禽流感的忧虑，中国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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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环境问题，就是日益恶化的全球气候变暖。在年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年出修订本时我才注意到。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述，动物集约养殖业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因为生产动物饲料、运输和保持动物棚舍的通风，都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此外，动物本身特别是奶牛还产生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甲烷，它的阻止地球散热的能力比二氧化碳高20倍。年还有人质疑这个环境问题的科学根据，现在则几乎一致地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确实存在。一种需要大量集约生产动物食品的既浪费而又不利于健康的饮食习惯，对消耗和污染以及地球气候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人畜疾病传播造成的问题。因此，显然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了，这既是为了动物，也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