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我赴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几个月后，便有了这部日记体访学笔记。它详细地记录了我旅居日本期间的所见与所思。这是我在写作上的又一次尝试。我曾经说过，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比拓展我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问题与方法去日本之前，我准备探讨的是有关中日和解的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心结。早些年在法国，我时常惊讶于法德之间的和解。而东亚，尤其中日之间的纷争让我不得不为这两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叹息。
我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第一次到日本时的感受。当时天空中飘着细雨，我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仿佛并没有走出中国。这里有太多和中国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比如人的肤色、体型以及随处可见的汉字。不同的是日本人喜欢打躬。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到了近代才丢掉的礼节。以前，中国人不仅打躬，还要作揖。刘半农曾写过一本《作揖主义》，大意是说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不与别人争论，多作几个揖，送走后好忙自己的事——“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这个具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质的日本（春秋人格+儒家思想+天子崇拜），渐渐与中国结下冤仇。从“和*汉才”到“和*洋才”，日本曾是东亚最好的学生，谁知他竟以弑师之礼毕业——不仅攻击了中国，也攻击了美国。此“和*”者，亦变异为“不和之*”也。
百余年前，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HenryW.Longfellow）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就放下了(disarmallhostility)。”我相信了解是和解的前提。
在此背景下，我准备了不少有关日本的问题。比如：媒体与知识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起了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现了怎样的变质，日本能否守住和平宪法第九条，等等。与此对应的是中国该怎样应对目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国民，甚至包括当年挑起战争的狂热分子以及今天的极右势力，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些问题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同样得益于我几年前的美国之行。当时我正在伊利诺伊州观摩大选，所到之处，我问了很多人，他们无一不说现任总统的好话，并准备助奥巴马一票之力。这是我在美国现场做的随机民意调查，然而，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国主流媒体及民意测验中心发布的结果大相径庭？
根据现场调查，我的结论是9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奥巴马连任，而其他民调却显示两位候选人平分秋色，甚至罗姆尼在第一轮电视辩论后还暂时领先于奥巴马。
这一落差很快让我警觉起来，我注意到我的抽样出了严重的纰漏。我经常是在公交车站或长途汽车上抛出问题，而这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民众尤其是黑人和来自拉美的少数族裔。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是在奥巴马的客厅里调查有多少人支持奥巴马！合理的抽样很重要，同样是关于国民体质的调查，在游泳馆里和在手术台上得出来的数据自有天壤之别。
以上醒悟让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说在中国，我经常会在一些聚会上遇到和我意气相投并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对中国该如何转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共识。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个信心满满的结论，以为中国会朝着我们的共识走，那真是异想天开了。因为那些聚会上的共识并非这个国家的共识。难以计数的反对我们的人，并没有出现在那些聚会上。同样，如果在认同我的读者当中调查《环球时报》与《自由在高处》哪个更好看，这种抽样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被调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写作过滤出来的人。
中国未来走向之复杂性远非几个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预见或判断的。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局限性，作为时代观察者与思考者，如果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断地离开原有的圈子，走进更广泛的人群，倾听更多的声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
我把这种醒悟带进了我的日本之行。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的了解，我的判断只能来自于我所能够获得的材料，即可能的事实。为此，我必须做到两点：
其一，事实层面。因为我能获得的事实或者材料是有限的，所以我要尽力获得更多的样本，要接触日本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所以，在那一百多天里，除了旅日华人，我的访问对象还包括日本的学者、议员、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家庭主妇、企业家、小商贩、大学生、皮条客、公务员、维权者、自建房屋者、年届九旬的老人、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后代，以及我在审美上完全不能接受的右翼作家和右翼出版人。
注意，有些人的身份可能重叠。就立场而论，他们有的支持日本向右转，有的模棱两可，有的完全反对。无论如何，我相信和他们交流对我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是有益的。做完这些功课，剩下的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既要恶补自明治以来与日本相关的书籍，还要去山梨、山形、京都、奈良、大阪、横滨、久里滨、茨城、北海道和冲绳等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即便如此，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所能获得的材料对于了解这个国家而言仍是微乎其微的。
其二，意义层面。既然观察与思考注定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过程，在对日本做判断（为事实赋予意义）时，我更要十分谨慎。事实是事实，意义是意义。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事实，却热衷于生产各自的意义，这既是个人隐性之权力，也是世间纷纭复杂、参差多态之原因。当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那更多是意义层面的事情。如果我想打捞事实层面的东西，我就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