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疾病的相互感染
人类整个生存几乎都依赖其他动物，了解自然系统和动物行为对于人类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在早期人类艺术萌芽阶段致力于动物的描绘（Valladasetal.）。动物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赖以生存的基础，如食物、衣着、住所、药品、装饰品、仪式和娱乐场所等等。当然还包括万象共生背景下对自然界的依赖，与动物产生的情感性关系，甚至对动物的崇敬，不可忽视的是，人类也因为对大自然的征服而产生的对自然世界为所欲为的控制和攫取等（Kellert）。人类与动物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人与动物关系学”）旨在将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情境化，并了解我们对这些物种的情感反应范围。由于我们是灵长类动物的成员，因此将我们与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互动情境化特别重要。“人种灵长类动物学（ethnoprimatology）”主题旨在评估人和其他灵长类在彼此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情境化，并了解人与其他灵长类之间的界面如何共享生态，社会和生物空间（Fuentes）。本文通过调查人畜相互作用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了解人类和动物以及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的联系。进入这个时代，人类已经意识到我们与其他物种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当然这种见解，早在年就由比林斯（Billings）提出，，并被Schwabe在年推介而为众所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医师、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兽医、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员的共同努力。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被称为“生态系统健康”或生态健康（Wilcoxetal.），意味着对跨物种和生物群落健康的广泛决定因素和指标的包容性研究，这在当前的人类世时期尤其重要。人类正在以复杂且迅速的方式改变全球环境。将该方法应用于明确管理/维护受保护物种和栖息地的过程，特别是在面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了解了生物多样性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中的作用后，被称为“保护医学”（Aguirreetal.）。无论人们选择使用什么术语，所有物种之间的联系显然都是复杂的，并且对与健康相关的研究和实践的传统，分隔方法将继续阻碍对这些联系的健康结果的理解（Kahnetal.）。了解人类，野生动植物和牲畜种群交界处的传染病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发生在不同的生态和文化背景下，这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坚定不移的合作，而且必须跨越国际边界。
疾病突发
病原体是寄生于动物身上的传染性生物体如病*、细菌，原生动物、线虫，吸虫和真菌等，这种代谢依赖状态会导致宿主疾病/损害（疾病）。至少有1,种引起人类致病性疾病的传染性生物（Tayloretal.）。其中大多数是蠕虫（32％），细菌（31％）或病*（19％），并且大多数是通过间接（61％，呼吸道或粪便污染）或直接（35％，血液）接触传播（Tayloretal.;seeAndersonMay,Combes,andPoulin）。这些生物占年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17％（seeestimatesfromWHO）。在目前已知的人类病原体中，约有61％来自动物，即人畜共患病（Tayloretal.）。有趣的是，德国病理学家、人类学家RudolfVirchow（-）发展了人畜共患病的概念（Schultz）。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些动物病原体对人类健康、农产品、牲畜，甚至野外生物保护都有着重大影响。
新兴传染病在这里定义为由于多种不同因素而在人群中表现出更高的发病率的传染性生物，它们可以在人类或其他脊椎动物（牲畜或野生动植物）中新发现。它们可能是新进化而来，或者更有可能是跨物种传播的结果，例如从一个水库物种（供体；病原体通常生活的生物来源）转移到新的宿主中，被携带到新的地理区域而繁衍传播，即那些曾经引起熟悉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改善，现在又增加发病率，有时是由于抗菌素耐药性和某些免疫接种频率的降低，甚至被故意释放，例如生物武器。它们可以代表局部流行病或全球性大流行的出现。自年以来，已经描述了多种新兴传染病（Jonesetal.），尽管许多现在被归类为新兴传染病的生物可能长期以来影响着我们，但由于新的诊断方法和增加的监测，目前已被确定（Gireetal.）。
新兴传染病中有75％被认为源自动物（Tayloretal.）。人类历史上一些致命的传染病源于野外生物，包括黑死病（鼠疫耶尔森氏菌）和年西班牙流感。其他著名的例子包括蝙蝠狂犬病（Woodetal.,Luisetal.），以及从家畜中传播的许多病原体，例如布鲁氏菌病（布鲁氏菌）通过未经巴氏消*的牛奶传播的病原体（Corbel，）和中东单峰骆驼（Camelusdromedarius）的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MERS-CoV）（Mulleretal.）。牲畜和家畜可以充当人类与野生生物之间病原体交换的桥梁。此外，人类病原体向动物的传播已经并且还将是一个重大问题（Messengeretal.），特别是对于野生动植物保护而言。
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对新兴传染病的研究（Lederbergetal.），但是直到现在，研究人员才更接近于了解疾病出现的动态以及在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新兴传染病传播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主要存在于牲畜和野生动植物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动物共生库”；Daszaketal.）是该地区病原体的主要来源。尽管一个地区的脊椎动物水库宿主的多样性为传染性生物提供了起源，但生物多样性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病原体向人类宿主的传播仍然至关重要（Keesingetal.,HarrisDunn）。这种“动物预防”已针对西尼罗河病*（SwaddleCalos）和莱姆病（LoGiudiceetal.）得到了具体证明。
从一种物种到另一种物种的病原体传播（Daszaketal.）通常需要反复重新引入，然后才能在新的宿主物种中建立病原体（Wolfeetal.a）。这些“寄主转移”（Antonovicsetal.）通常会涉及病原体和寄生物的一些变化，以在新寄主物种之间建立有效的传播（Flanaganetal）。也就是说，病原体可以变成新兴传染病，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后，新的传染病才在新的物种和地区内流行（Wolfeetal.）。因此，病原体在寄主种群中的持久性取决于易感寄主的存在（否则可能会产生抗药性，离开该区域或死亡）（Anderson＆May）。所有这些因素随传播方式，病原体*力（以及其他生物特征，如潜伏期和传染性）以及人为干预的数量等因素而变化。
频繁的突变（例如，流感病*中的抗原漂移）和宿主-寄生虫协同进化（例如，流感病*中的重排和抗原转移）导致的微生物适应有助于宿主的转换。其中许多是易于重组的RNA病*（WorobeyHolmes）（请注意，负链RNA病*不一定是这种情况；Holmes，）。病原体必须找到解决宿主防御的方法（例如，系链素，一种抑制人类某些逆转录病*感染的蛋白质；Neiletal.），因此选择这些生物体可在感染宿主中产生高病*载量并需要低感染剂量（Baileyetal.）。这些病原体中有许多具有很高的环境持久性，它们可以在宿主之外长期生活，并且其中许多具有广泛的宿主范围（即感染多个哺乳动物种群）（Cleavelandetal.,Woolhouseetal.）。病原体跨越较大的地理范围，并具有“快速的”生命历史特征（例如，高繁殖率，大量产仔，初生年龄等），例如啮齿动物（Hanetal.），有可能促进疾病的出现。
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宿主的易感性因素，包括因近交而减少的遗传多样性（Keller＆Waller，Acevedo-Whitehouseetal.）由于相似的免疫反应和细胞受体，宿主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可能会促进更多的跨物种传播事件（Woolhouseetal.），人类和对许多病原体都具有敏感性的灵长类动物就是这种情况（DaviesPedersen）。由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有易感性，因此采取了许多安全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圈养灵长类动物（Muchmore,Inst.Lab.Anim.Res.,Murphyetal.,BaileyMansfield,WolfensohnLloyd）。
新栖息地和寄主物种的“病原体污染”（Cunninghametal.）是由各种人为因素直接导致的，这些因素直接改变了对寄生生物的接触（Morensetal.,WeissMcMichael）。土地使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包括为适应人口增长，自然资源需求和农业扩张而进行的森林砍伐（Millenn.Ecosyst.Assess.）会产生“围栏效应”（Dobson＆May）或“边缘效应”（Patzetal.），其栖息地和土地用途混合在一起，从而改变了病原体、捕食者、猎物和所有其他生物群系的生态。栖息地破坏对野生灵长类动物的寄生虫的特殊影响仍然不清楚（Youngetal.）。
改变疾病发生可能性的其它生态变化包括地表水变化（可以提供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源，以及蚊子，苍蝇，蜗牛和其他媒介的繁殖地的变化）和农业发展（包括相关的牲畜污染以及化肥和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牲畜的存在允许某些病*（例如裂谷热，静脉病*）的二次扩增，以及来自野生动植物的不同病原体的混合（例如猪和禽流感的重新组合）。位于与野生和濒危物种栖息地接壤的社区中的牲畜可以充当肠道寄生虫的库，然后可以在人与野生动物之间传播（Nizeyietal.,Bekkeretal.,Hoganetal.）。农业用地还提供了一个区域，在这里野生生物可能会通过“作物突袭”（农产品的消费和破坏）而与人类社区重叠（Osborn＆Hill）。在这方面，野生灵长类动物尤其成问题，因为它们经常去垃圾堆、厕所和共享被污染的水源（Wenz-Mu¨ckeetal.）。
气候变化（主要是温度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可以改变寄主范围，并对节肢动物媒介以及诸如啮齿动物等水库的能力，活动和分布产生多重影响。例如，在地表水温升高、蚊子（按蚊属）数量较多的种植区，疟疾传播的风险较高（Pascualetal.）。寄生虫发育时间缩短的耕地中，疟疾传播的风险较高（Afraneetal.）。全球变暖与莱姆病主要传播媒介鹿蜱（肩胛硬蜱）的适宜栖息地的传播有关（Brownsteinetal.）。由于鹿小鼠（Peromyscusmaniculatus）种群的变化，厄尔尼诺效应与美国西南部汉坦病*性肺综合征（由汉坦病*，Bunyaviridae家族引起）的爆发有关。（(Engelthaleretal.），由于埃及伊蚊的地理范围扩大，登革热病*在温带地区变得更加普遍（Halesetal.）。年东南亚爆发的Nipah病*（副粘病*家族）与厄尔尼诺效应造成的干旱，因油棕种植园扩张而造成的森林砍伐以及导致蝙蝠（飞狐，翼龙属）的迁徙有关，这些蝙蝠开始以果园为食养猪场附近（Chuaetal.）。
改变暴露于新储层宿主的可能性的人类行为显然与病原体的出现有关。其中包括人类活动（城市化，无序扩张，郊区化，旅行和移民/难民安置；Kimballetal.），与卫生设施，商品贸易（尤其是动物）相关的人口密度变化，甚至否认风险感染和其他社会文化变化。但是很明显，在有关人类新兴传染病的文献不断增长的这一主题中，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和家畜的接触方式（尤其是身体接近的速度和强度）的变化具有中心作用。我们的物种与动物互动的环境差异很大。以下讨论着重于作为娱乐和食物的动物以及相关的病原体传播潜力。
动物作为娱乐
“我们也能理解，选择自然物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易于食用，而是因为它们促进人的思维能力。”–Le′vi-Strauss（：89）
今天，我们以各种方式与动物互动，其中许多是出于娱乐目的。其中包括私人动物收藏（最初是为了展示财富），马戏团（在其中强迫动物进行不自然行为的地方）等旅行娱乐场所，牛仔竞技表演，狗和赛马以及动物战斗。目前有个动物园和水族馆获得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认可（AZA），年有1.83亿人参观了这些设施。动物园提供重要的教育计划，并且它们参与圈养繁殖和合作物种管理计划。它们激发了游客对自然的兴趣（Falketal.,Claytonetal.），研究表明，人们与动物表达积极的情感纽带，对野生和家养动物表现出更大的